不管谭延闿愿不愿意，也许是他一贯的低调和顺从，使得所有人并没有意识到谭延闿已经具备当曹操的实力了，只是谭延闿从来没有将这种能力表现出来，甚至在自己手中已经握有相当实力的时候，却还是对荣禄等人恭恭敬敬——这并不是忍辱负重。正因为谭延闿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所以才会很自然的去做，人们在几十年都没有经历辛酉政变那样的宫廷斗争，所有人也都潜意识的将这种可能放到了一边，将谭延闿和曾国藩、李鸿章画上了等号。
随着各省变法维新的呼声日益渐高，整个中国的变法气氛也是日趋浓厚，中外报纸上基本上每期都是长篇累牍的刊登报道社会明达之士的各种见解。这种举国论变法的舆论态势所造成的影响是空前的，当然形成这种风潮也是有一定的人为因素——康有为等人一直为变法奔走呼号，如果说一两个月没有多少效果，一两年这么下来，所积累的影响就非常可观了，尤其是他的《上清帝书》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谭延闿的资助下，设立在天津外国租界内的印刷厂秘密印刷了康有为等人的著作，通过收买流浪汉的方式向社会广为散发，这种情况不仅在天津，在上海、广东、武汉等地也是如此。谭延闿虽然不愿意和康有为等人一起跳火坑，但是中国民众的思想却需要康有为这样的人去进行启蒙，不得不承认的是，任何一场社会大变革，首先是要从思想领域内进行启蒙教育为发端。
尽管谭延闿还看不起康有为等人提出的相对“原始”的思想启蒙，不过这个时代却决定了他们思想的市场，而谭延闿也因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和“阵营问题”不敢轻举妄动，公开自己对变法的见解——即便他是《变法九要》这篇著名的奏折起草人之一。
谭延闿看不惯的人很多，不知怎么的，他对康有为的排斥感觉尤甚，但是他又非常敬佩这些变法派的人物。他们也许看不到人头落地的危险，不过历史上有这么多变法的例子摆在面前，他们还前赴后继，这也不能用“功名”来解释他们的动力所在，要给他们非要找个理由的话，那谭延闿的答案也唯有“爱国”，只有这种朴素的感情才能够让他们无所畏惧。即便后来的戊戌六君子当中的谭嗣同，明知道自己要上断头台，也知道自己可以逃走，但却依然选择了前者，他们也许有很多的错误，但在最基本的爱国心理上却从来未曾动摇过。
在他们面前，谭延闿已经不止一次的自问自己所做的是正确的么？要知道在这个人浮于世的时代，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未必是正确的，就像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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