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算是平息下来，不过自己的地头上却是愈演愈烈。
各省督抚中不乏开明之士，与妄自尊大的枢臣不同，他们是直接与洋人接触，碰到的事情也远比枢臣要复杂的多，中央内部的封闭无视于各国列强的威胁，这让各省督抚非常不满，他们对变法强国的苛求也更为迫切。与户部解决财政不足的目光放在银行上不同，各省督抚的目光则选择在宪政——限制皇权，这对他们有着更为有利的选择，也更能够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第一个在政坛上掀起“宪政”风暴的是驻法国公使孙宝琦，他从海外得知中国最近的舆论动向后，立刻向国内发电报支持“宪政”，请求立宪。接着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湖广总督王文韶、两广总督李鸿章和云贵总督岑春萱也都发电报请求立宪。因为最近几个月的报纸都是变法维新，宪政的报道也持续了有一段时间，出乎谭延闿意料之外，慈禧太后并没有因此而大动干戈。
“宪政”说白了就是皇帝担任国家元首，却无权行使国家元首之权力。这对于各位封疆大吏而言是极为有诱惑力的，要不然张之洞和李鸿章等人也不会如此看好宪政，实在是他们吃中央朝秦暮楚的亏太多的缘故。而谭延闿却深知慈禧太后对权力的渴望，不过她却没有对各省宪政之请做出任何反映，归结到底在大义上她还是太后，皇帝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象征。
各省督抚都上了请立宪折，唯独直隶总督和东北总督没有动静，东北总督刘铭传据闻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阶段，不要说处理政事，就是那笔写字正常思考也做不到，刘铭传都病倒这个份上基本上就算是等死了，他不写立宪折还情有可原，但是一直为“北洋新政”前锋的直隶总督一直没有动静，这就实在是太让人费解了。
李鸿章让周馥带着大礼到天津，固然是以祝贺谭钟麟喜得孙子，而实际上更是想要催促谭钟麟能够和李鸿章等地方大员一起站在宪政的战线上，给朝廷施加压力。李鸿章虽然已经带上了汉奸的帽子，但他在两广有面临另外一个麻烦——南方革命党的威胁。自从王文韶任上的两广就开始变成了南方革命党的舞台，而广东更成了中国的火药桶，只要一点火星就可以爆上一次。
也许是王文韶起初在刚到任广州时的软弱手段，使得广州的革命思潮开始泛滥，还没有等这个昔日用贵州少数民族和湖南起义的铁腕人物有所行动，他就被调到湖北就任湖广总督去了。因为李鸿章被胶州湾事件拖在北京，所以两广实际事务是由周馥一手主持，周馥属于开明人士，对于革命者并没有下狠手
各省督抚中不乏开明之士，与妄自尊大的枢臣不同，他们是直接与洋人接触，碰到的事情也远比枢臣要复杂的多，中央内部的封闭无视于各国列强的威胁，这让各省督抚非常不满，他们对变法强国的苛求也更为迫切。与户部解决财政不足的目光放在银行上不同，各省督抚的目光则选择在宪政——限制皇权，这对他们有着更为有利的选择，也更能够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第一个在政坛上掀起“宪政”风暴的是驻法国公使孙宝琦，他从海外得知中国最近的舆论动向后，立刻向国内发电报支持“宪政”，请求立宪。接着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湖广总督王文韶、两广总督李鸿章和云贵总督岑春萱也都发电报请求立宪。因为最近几个月的报纸都是变法维新，宪政的报道也持续了有一段时间，出乎谭延闿意料之外，慈禧太后并没有因此而大动干戈。
“宪政”说白了就是皇帝担任国家元首，却无权行使国家元首之权力。这对于各位封疆大吏而言是极为有诱惑力的，要不然张之洞和李鸿章等人也不会如此看好宪政，实在是他们吃中央朝秦暮楚的亏太多的缘故。而谭延闿却深知慈禧太后对权力的渴望，不过她却没有对各省宪政之请做出任何反映，归结到底在大义上她还是太后，皇帝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象征。
各省督抚都上了请立宪折，唯独直隶总督和东北总督没有动静，东北总督刘铭传据闻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阶段，不要说处理政事，就是那笔写字正常思考也做不到，刘铭传都病倒这个份上基本上就算是等死了，他不写立宪折还情有可原，但是一直为“北洋新政”前锋的直隶总督一直没有动静，这就实在是太让人费解了。
李鸿章让周馥带着大礼到天津，固然是以祝贺谭钟麟喜得孙子，而实际上更是想要催促谭钟麟能够和李鸿章等地方大员一起站在宪政的战线上，给朝廷施加压力。李鸿章虽然已经带上了汉奸的帽子，但他在两广有面临另外一个麻烦——南方革命党的威胁。自从王文韶任上的两广就开始变成了南方革命党的舞台，而广东更成了中国的火药桶，只要一点火星就可以爆上一次。
也许是王文韶起初在刚到任广州时的软弱手段，使得广州的革命思潮开始泛滥，还没有等这个昔日用贵州少数民族和湖南起义的铁腕人物有所行动，他就被调到湖北就任湖广总督去了。因为李鸿章被胶州湾事件拖在北京，所以两广实际事务是由周馥一手主持，周馥属于开明人士，对于革命者并没有下狠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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