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有发达的工业还是不够的，在这个时代中国固然需要手中握有利剑，但指挥身体的大脑若不行的话，那不过是沦为笑柄的对象而已，富强之路是走不远的，必然会重蹈洋务派的覆辙。沈静这次回济南，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办学——这次办学并非是招收学生广建学院，而是专门为地方官员办学，除了官员之外，还有各地名望乡绅也要进入设于山东各地的四处“民主学堂”学习。
在李鸿章、张之洞等地方实力派向朝廷发出立宪的奏折时候，谭氏父子也选择了站在立宪这以新潮的派别一边，最终促成了慈禧太后立宪的默认，并且还派出了八大臣出洋考察。尽管荣禄为首的八大臣连同其随员在谭延闿的暗杀图谋下都做了冤死鬼，朝廷的立宪举动似乎刚刚开头便又缩了回去，不过谭延闿却没有最终放弃“民主”路线——这是从根本上杜绝中国出现皇帝的做法，而直隶三省大力发展教育除了要培养打量的技术人才之外，说到底也还是在为进一步的思想启蒙做准备。
康有为等维新派党人其核心便是仿效欧洲那样，将中国改造成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虽然这和谭延闿的想法差了很多，不过他不介意搭上维新派的民主思想普及顺风车。这并不算是向维新派一边倒，而是谭延闿早先针对帝党和后党之争所定下的最基本的策略——北洋要用自己的实力来保证两边不会发生一边倒的状况，更要保证自己的“独立性”。
四月二十五日，在天津和济南同时成立了议事会，天津议事会一共选举了五十人为议员，而济南议事会作为省级议事会，共选举了一百人为议员。天津和济南的议事会为中国的第一个“议事会”，从成立的时间和天津与济南的关系，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谭延闿一手策划的。不过这个议事会也不是那么好成立的，谭延闿也是经过了将近一年半的准备时间才走到今天这步——这些“议员”并非选举而来，但是能够进入议事会的人员无不都是在当地具有很大影响的人物，他们都在国内经过了为期半年的培训，然后再到欧洲考察半年才回国。
对于“议员”谭延闿也做过相当严格的要求——年龄必须是三十岁至四十岁，必须具有举人功名者才可以加入其中。也是考虑到这样的年龄的知识分子不至于让这个本身就已经很变味的“议会”更加变味，但是可以想象处在这个年龄层的读书人在很大程度上都对变法维新派有着很大的好感，加上谭延闿有意无意的偏袒，就使得“议事会”这个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抹上了维新派的色彩。
这样的议事会肯定和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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