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画、攻取棱堡战术的详解、沿途考察的部落心态等等这些。虽然字不咋地、文笔也差得远，但言之有物，这一点就难能可贵。
这封奏折送到京城后，李淦还和几个京城中的老将们探讨了一下，都觉得刘钰说的办法很好用，确实得了西洋铳台攻防体系的精髓。
只是对于刘钰所说的“如果不按这个办法、又不长期围困，而选择强攻的话，五百人的棱堡得做出两三千人牺牲的准备”这番话，众人并不全然相信，觉得有些危言耸听。
太宗李过在荆襄之战时曾说过一句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社会实践中来。
这话这些年已成为了这些年尊陈亮、叶适的浙东学派重新构建心学、解构“致良知”的重要支柱。
此时用在战事上也是一样的道理。
大顺就没有正儿八经地和西洋人打过仗，更没有攻取过西洋人的棱堡。
堡这东西，他们不是没见过。
西南土司也有堡，但打起来只要架好炮轰一阵就能攻下。
按他们所想，有了大炮之后，堡还有意义吗？
这罗刹人的堡虽然修的似乎却是合于天道，但未必就真的这么难攻吧？
五百人的堡，硬攻要死个两三千人，这可能吗？
明末时候，天主教徒韩霖倒是写过一本介绍棱堡的《守圉全书》，明朝也在雄县修了几个棱堡。
问题是大顺记忆中，在雄县根本也没怎么打过仗。
没打就降了，这棱堡也就根本留不下深刻的记忆，最多也就是个长得奇怪一点的堡垒，好像也就那么回事。
之后大顺虽然对天主教传教士很宽容，写书的韩霖也早早投顺做了“礼政府从事”，还翻译过《如何克制七宗罪》，力图站在儒家的角度上融合天主教七宗罪和存天理、灭人欲；还写过《圣徒信证》认为儒、释解决了“我是谁”、“我要干什么”这两个问题，如果融合天主教就可以解决最终的“我要到哪里去”，并且认为儒家一直没解决“我要到哪里去”的问题。
此人一度成为大顺朝内的西法党领袖人物，可谓人不微言不轻。
然而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张霖的这本《守圉全书》并没有泛起太大的浪花。
张霖写这本书时的外部环境，是后金拥有当时东亚最强的炮兵、明军野战打不过后金，所以一些人琢磨着怎么修更好的堡垒。
这封奏折送到京城后，李淦还和几个京城中的老将们探讨了一下，都觉得刘钰说的办法很好用，确实得了西洋铳台攻防体系的精髓。
只是对于刘钰所说的“如果不按这个办法、又不长期围困，而选择强攻的话，五百人的棱堡得做出两三千人牺牲的准备”这番话，众人并不全然相信，觉得有些危言耸听。
太宗李过在荆襄之战时曾说过一句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社会实践中来。
这话这些年已成为了这些年尊陈亮、叶适的浙东学派重新构建心学、解构“致良知”的重要支柱。
此时用在战事上也是一样的道理。
大顺就没有正儿八经地和西洋人打过仗，更没有攻取过西洋人的棱堡。
堡这东西，他们不是没见过。
西南土司也有堡，但打起来只要架好炮轰一阵就能攻下。
按他们所想，有了大炮之后，堡还有意义吗？
这罗刹人的堡虽然修的似乎却是合于天道，但未必就真的这么难攻吧？
五百人的堡，硬攻要死个两三千人，这可能吗？
明末时候，天主教徒韩霖倒是写过一本介绍棱堡的《守圉全书》，明朝也在雄县修了几个棱堡。
问题是大顺记忆中，在雄县根本也没怎么打过仗。
没打就降了，这棱堡也就根本留不下深刻的记忆，最多也就是个长得奇怪一点的堡垒，好像也就那么回事。
之后大顺虽然对天主教传教士很宽容，写书的韩霖也早早投顺做了“礼政府从事”，还翻译过《如何克制七宗罪》，力图站在儒家的角度上融合天主教七宗罪和存天理、灭人欲；还写过《圣徒信证》认为儒、释解决了“我是谁”、“我要干什么”这两个问题，如果融合天主教就可以解决最终的“我要到哪里去”，并且认为儒家一直没解决“我要到哪里去”的问题。
此人一度成为大顺朝内的西法党领袖人物，可谓人不微言不轻。
然而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张霖的这本《守圉全书》并没有泛起太大的浪花。
张霖写这本书时的外部环境，是后金拥有当时东亚最强的炮兵、明军野战打不过后金，所以一些人琢磨着怎么修更好的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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