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喜阔大，哪里写得出来？
就在康不怠中秀才那一年，当时的右平章事上了一疏：说是开国定制三十余年，所中举人者，未尝有贫民子弟，至少都是家里有地百顷以上者，无一例外！地有百余顷，尚且称寒门，这是要出大事的。
世人不患寡而患不均，长此以往，恐乡野之人再不读书，因为读书无用——买不起各种书籍、没钱参与社盟，就没有见识，就写不好策论。
而且策论导致很多人语不惊人死不休，或是夸夸其谈以为搏名；或是重视韵律而失文章真意；或是看批阅之人的喜好故作投其所好之文。
国朝自明末乱后，废朱子而不立新言，以至于思潮混乱，百儒争鸣，难以界定。
而前朝八股取士，的确有禁锢之弊，然而最起码公平——要读的书少，经济上公平。
穷秀才也能读得起要考的几本书，至少还能给底层人一个希望，也有助于底层人学习，博个希望。
若学习不能做官，则无人肯学。
长此以往，只怕朝中大臣皆出于官宦之家。
而名为科举、实则九品中正。
此大弊也！
当时的右平章事是有见识、有能力的，当时就认为，国朝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做到“一道德”。
哪怕王安石变法，那也是拿出来了《三经新义》，最起码有个标准教材，对一句话的理解，得有个官方的正确理解。
现在国朝说是用永嘉永康学派，但是一来学派争端还在，只是凭借史书记载的只言片语去解读，没有形成体系，也就没有对经书的“微言大义”的标准理解。
二来太宗皇帝虽然天纵奇才，但其对永嘉永康学派的理解，更趋近于“墨”而非“儒”，义利之辨就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破而不立，未成体系，国朝至今也不曾有个朱熹、王阳明这样能够破而后立自成体系的人物。
以至于考“经”的时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往往又以主考官的个人思想为准绳。
种种之下，人才固然有，也固然百花齐放，但实在是不公平。
八股的弊端，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
若嫌弃八股禁锢，只要多取一些书作为选题即可，不要出现“截题”这样的情况就行。
也不是说非得用八股文取士，完全可以户政府出钱，大兴学堂。以国朝北派儒学的想法，搞分斋教育，国家出钱让贫民子弟也能入学，也能有见识。
然而
就在康不怠中秀才那一年，当时的右平章事上了一疏：说是开国定制三十余年，所中举人者，未尝有贫民子弟，至少都是家里有地百顷以上者，无一例外！地有百余顷，尚且称寒门，这是要出大事的。
世人不患寡而患不均，长此以往，恐乡野之人再不读书，因为读书无用——买不起各种书籍、没钱参与社盟，就没有见识，就写不好策论。
而且策论导致很多人语不惊人死不休，或是夸夸其谈以为搏名；或是重视韵律而失文章真意；或是看批阅之人的喜好故作投其所好之文。
国朝自明末乱后，废朱子而不立新言，以至于思潮混乱，百儒争鸣，难以界定。
而前朝八股取士，的确有禁锢之弊，然而最起码公平——要读的书少，经济上公平。
穷秀才也能读得起要考的几本书，至少还能给底层人一个希望，也有助于底层人学习，博个希望。
若学习不能做官，则无人肯学。
长此以往，只怕朝中大臣皆出于官宦之家。
而名为科举、实则九品中正。
此大弊也！
当时的右平章事是有见识、有能力的，当时就认为，国朝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做到“一道德”。
哪怕王安石变法，那也是拿出来了《三经新义》，最起码有个标准教材，对一句话的理解，得有个官方的正确理解。
现在国朝说是用永嘉永康学派，但是一来学派争端还在，只是凭借史书记载的只言片语去解读，没有形成体系，也就没有对经书的“微言大义”的标准理解。
二来太宗皇帝虽然天纵奇才，但其对永嘉永康学派的理解，更趋近于“墨”而非“儒”，义利之辨就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破而不立，未成体系，国朝至今也不曾有个朱熹、王阳明这样能够破而后立自成体系的人物。
以至于考“经”的时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往往又以主考官的个人思想为准绳。
种种之下，人才固然有，也固然百花齐放，但实在是不公平。
八股的弊端，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
若嫌弃八股禁锢，只要多取一些书作为选题即可，不要出现“截题”这样的情况就行。
也不是说非得用八股文取士，完全可以户政府出钱，大兴学堂。以国朝北派儒学的想法，搞分斋教育，国家出钱让贫民子弟也能入学，也能有见识。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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