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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零三章 临别告诫(八)

的、旧的生产体系、旧的运输体系来说,他们是改革的受害者。

    而对于那些消费者而言,他们实际上又是改革的受益者。

    应该说,从这一点来看,京城不可能类似法革中的巴黎。

    因为京城,并不是大顺的生产核心区。

    但也一样,这也意味着,将来真要出了事,京城很可能以一种和平的、不怎么流血的方式,安稳度过。

    某种程度上讲,因为京城的“消费城市”的特性,使得刘钰这些年的改革并没有遭到巨大的阻力。

    居住在消费城市里的官僚、贵族、皇室、士兵们,他们是以一种消费的目光去看问题的。

    因为煤贵,于是有了西山的铁路。

    因为粮贵,于是有了废弃的漕运。

    因为布贵,于是他们支持新技术的革新。

    海外的白银,增加了官员的俸禄、士兵的饷银。

    生产方式的改变,降低了生活的基本物价,至少对于京城的“土著”而言,并不需要担心这些年变化导致的住房价格的问题。

    无疑,这降低了大顺这些年变革的阻力。

    或许文官不少是从地方升上来的,有地方的经验。但于大顺的另一股力量军事贵族而言……

    他们本身就是马尔萨斯经济学里要维护的那批人,亦即“只消费、不生产”的“有效需求”者。

    亚当·斯密说英国奉行的是生产的哲学,而不是消费的哲学。对于消费的人而言,无疑,更完善的国内统一的大市场、更完善的物流、各个地区之间的关税钞关取消、各个地区的货物按照绝对优势相对优势交流,无疑是好事。

    大顺太大了。

    所以,这些年的变革,有人受损、有人受益、有人起义、有人发财。

    即便说,京城内部,也有受益的、也有受损的。

    但仅就京城而言,终究是受益的多、受损的少。

    至于谁受损。

    历史上,义和团运动爆发的那一年,后来鲁西北地区的老人,是这样回忆那一年的:

    旱灾,粮价飞涨。

    黄河决口后,运河淤积,粮食又运不进来。

    海运兴起,沿河失业。

    资本跑路,原本运河时代的陕西山西资本全部撤资。

    洋布挤压,鲁西土布为生者,无以维持。

    实业萧条,运输业萧条,大量人口根本无以为生。泥瓦匠这样的技术工,一天只能换3斤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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