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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九零章 最后的闹剧(十六)

    而且这种启蒙,也带上了浓重的大顺的社会存在的色彩——物流成本。

    不要以为,重商主义,管制贸易,是个非常简单的事。

    你可以说,大顺朝廷不懂、或者压根没能力搞什么重商主义、管制贸易。

    但绝不可以说,一个连他妈的铸币权都没有、连关税都压根没意识到保护产业的意义、连关键产业补贴都压根不存在的朝廷,居然搞什么保护主义、重商主义。

    不管是《国富论》、还是《重农自然秩序》,都是因为“重商主义”而催生出来的。

    反过来,如果没有英国的极致重商主义,那么就不会催生出自由贸易;如果没有法国的科尔贝尔主义,那么就不会催生出重农主义自然秩序论。

    大顺也一样。

    因为大顺对经济管的太少、甚至可以说之前吊毛都不管——这和蒙元对于地方的控制一样,可以认为说,这是项技术活,想管,但是没这能力,也管不明白。

    但是,论迹的话,就是没管。

    于是才催生出了浓厚的周礼学复古、荆公新学的复兴、盐铁论的再议。

    《易·丰》言: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

    《吕氏春秋》言: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国富论,是对英国极端重商主义的物极必反。

    自然秩序论,是对法国科尔贝尔主义的全则必缺。

    同样的,大顺这边的周礼学复古、霸道复兴、盐铁论再议,也是对明晚期开始的经济完全放任的盈则必亏。

    这是大背景。

    而具体到小环境,那就是废漕改海,导致了传说中沧海桑田的变迁,在短短二三十年内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大顺的所谓精英阶层,怎么可能不把问题,往“物流成本”上想?

    物流成本,是不是大顺继续发展面临的问题?

    是。

    那么,物流成本,是不是大顺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继续萌芽成长唯一要解决的问题?

    不是。

    那为什么实学派里,不管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在盯着这个问题?都试图去解决刘玉说的“穷的去不起、资本不肯去”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是在废漕改海后的经济学启蒙运动中,最容易被注意到的问题。

    没有学问,是一蹴而就的。

    亚当·斯密作为古典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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